在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前，一条关于艾滋病收治的新闻，提前聚焦了舆论的目光。
日前，因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，天津25岁的肺癌患者小峰(化名)在求医时屡次遭拒。最终小峰私改病历隐瞒病情，才得以手术。
此事曝光后，反响强烈。谴责医院者有之，同情患病者有之，指责隐瞒病情者有之……必须承认，目前，艾滋病依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。
也因为此，在艾滋病尚未“脱敏”的背景下，讨论上述事件，如果仅仅满足于同情心的挥发，隔岸观火式的义愤，抑或是舆论压力下的“问责”，最后对病人得救恭喜一番，对人心不古慨叹一番，对医患关系抱怨一番，恐怕意义十分有限，甚至可能恶化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，并引发全社会对艾滋病在医院扩散的担忧。
讨论任何一个问题，都不能偏离人情和法理，艾滋病救治也不例外。
先说人情，如果你是患者，你期望怎样被对待？如果你是医生，你又会如何面对？如果你是普通人，你将如何与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相处？对他们曾经就医过的医院，你是否会心存疑惧？
学会换位思考，恐怕是理性讨论的第一步。
再说法理，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明确规定，“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，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”。且不说违反这一规定的实际后果如何，单就遵守条例本身，也不是“无条件”的。比如曾经“拒绝”小峰的北京地坛医院，对于小峰这类病人是应该收治的，但该医院并没有胸外科，自然无法进行救治。
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现实：国内的绝大部分传染病医院都是内科医院，没有外科。而许多综合医院，可能是因为没有条件，也可能并不清楚自身义务，错误地认为艾滋病感染者都应送入传染病定点医院。还有可能因为现实原因不愿收治：医务人员自己也对艾滋病疑虑重重，医院担心收治艾滋病人，影响医院的“形象”和“效益”。
因此，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，艾滋病救治，不应武断“妖魔化”任何一方。当前困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最大难题，依然是无知和歧视，将艾滋病视作“烈性传染病”甚至“道德病”，这是导致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在就业、教育等方面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。此外，如果我们能在制度设计方面，给予类似小峰这样的患者，多一些相应的治疗机构，填补他们的权利空白；如果我们能对救治艾滋病医院和医生，多一些政策倾斜和合理补偿，类似“医院拒绝”“病人隐瞒”的双输局面就可能不会发生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既要保障艾滋病病人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，不得歧视，又要保障接触救治艾滋病病人的医务人员自身安全。”李克强副总理的批示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毕竟，包括艾滋病在内的疾病，才是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敌人，才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课题。